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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和影视是如何合流的 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?

现代文学的影响,得益于现代的传播手段,工业化的生产方式,使得小说实现了最大化的影响力。而在现代传播方式中,影视是绝不可忽略的一部分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第五代导演崛起,《红高粱》《一个都不能少》《活着》《霸王别姬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作品,几乎包揽了绝大部分国际性的电影大奖,同时,它们也都是以小说为蓝本,是小说和电影结合的代表。可以说,在现代性启蒙的历程中,影视和小说都是启蒙的工具,但到如今,两者却渐行渐远。他们是如何合流的,又是如何分道扬镳的?

■现象

电影崛起,旧白话的余晖

1905年,京剧电影《定军山》问世,轰动天下,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拍摄的电影,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诞生。

很短的时间里,中国电影爆发式的发展,它以市民为受众,迅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文化潮流。不过,谁来为电影创作符合市民口味的作品呢?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,“最初为电影创作提供资源的,是白话小说。不过,不是新白话小说,而是旧白话小说。传统的白话小说历史非常悠久,从宋代话本,到明清小说,再到20世纪初鸳鸯蝴蝶派的小说,一脉相承,旧白话以市井生活为创作资源,吸收本土口语的营养,最符合大众传播的要求。”。

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,成为最初中国电影最大的创作者,大量旧白话作品,被改编为电影,如《啼笑因缘》《玉梨魂》等,甚至众多鸳鸯蝴蝶派的作家转职为电影编剧,直接创作电影剧本,跳过了小说改编过程。有数据显示,从1921年到1931年,10年间,中国各影片公司制作了65部电影,其中绝大部分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创作。

受众不同,使得电影和现代小说走在两条不同的路上,张颐武说,“现代小说出现以后,主要通过报刊传播,针对的则是受过一定现代教育的新青年群体,但这个群体并不大。而群体更大的市民阶层,更喜欢旧白话作品,也可以说是通俗文学,才子佳人,爱恨情仇,更受他们的青睐。此外就是早期的武侠电影也受欢迎”。

改编潮流,主流作家加入

上世纪30年代,左翼文学运动兴起,电影创作亦受到影响,国产电影从旧市民电影一统天下,变得更加多元化,左翼电影、新市民电影兴起。

左翼作家们发现了电影的力量,开始大量进入电影制作之中,但此时,电影和现代小说,仍旧没有真正产生联系,张颐武说,“左翼作家最初进入电影领域,比如鲁迅,就非常爱看小说,但他不看国产电影。左翼作家的进入,确实把新白话带入了电影创作,但和现代小说关系不大,更多是观念的改变,所谓新白话,是大量吸收西方的语言、词汇、思想而形成的。这一思潮,也影响了电影的创作”。

和鸳鸯蝴蝶派一样,进入电影业的左翼作家,很多直接成为了编剧,为电影创作剧本,如《野玫瑰》《火山情雪》《母性之光》《天明》等,著名的《渔光曲》《春蚕》也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作品。

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,现代小说才真正成为电影创作的重要资源,张颐武说,“那时候,一些现代小说开始被改编为电影,如鲁迅的《祝福》、茅盾的《林家铺子》、柔石的《早春二月》、巴金的《家》等”。

借助电影,原本只是小众读物的现代小说,被更多的人所认可,而借助文学,电影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,更加深刻的思想内容,张颐武说,“这个时期,可以算是现代小说和电影合流的时代”。

再次启蒙,新文学的助力

改革开放以后,小说改编电影也蔚然成风,《子夜》《伤逝》《阿Q正传》《骆驼祥子》等,大量现代小说被改编为电影,张颐武说,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电影和小说两者汇流,可以说是蜜月期”。

莫言、余华、苏童、格非、张艺谋、陈凯歌、田壮壮、霍建起……几乎在同一时代,新时期文学作家和第四代、第五代导演开始成长起来,这促成了小说和电影更加密切的合作。张颐武说,“尤其是第五代导演,大量依赖新文学作品,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小说,都被改编成电影了。改编的量之大、之深,前所未有”。

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经历着巨大的思想解放和变迁,文学与影视,同时成为新的启蒙思潮的传播者,张颐武说,“这个时代,影视和启蒙、思想解放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人们的眼光更长远、观念更开放,像《寒夜》这样比较偏的作品也被改编,还有沈从文作品,此前不太可能被改编,也成了电影创作的资源”。

那个时期,第五代导演几乎包揽了所有国际性的电影大奖,更有意思的是,几乎所有获奖的作品,都是小说改编的,张颐武说,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文学支配、主导着电影生产,读者群和观众群重合了,这是很难复制的奇迹”。

现代小说给了电影更广阔的视域,更深刻的内涵,有人说后来的电影再也没有了当初的风光,市场越来越大,但获奖却越来越少了,对此,张颐武觉得,“这也是一对矛盾,那时候中国电影获奖多,但市场小,现在获奖少,但市场巨大,并不是文学不再支持电影,而是电影和文学最终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”。

■分析

文学分化,文学抗拒改编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,既是文学影响力最大化的时代,也是文学自身开始分化的时代。张颐武说,“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不分纯文学通俗文学,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,文学开始细分,纯文学的圈子在缩小”。

现代派、现代主义的引进,改变了小说创作的形态,张颐武说,“纯文学的技巧越来越复杂,对故事的重视则越来越少。现代主义所重视的象征性、对人的心理变化的表现,其实是不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的。除了个别作家,如严歌苓这样有通俗文学特征、且自身也是编剧的作家作品外,后来的纯文学作家,如余则成,鲜有改编成影视作品的,甚至上一代的作家,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,如莫言,早期的作品,改编的多,但后期的很少改编,余华、贾平凹他们,也都如此”。

纯文学和影视渐行渐远,但通俗文学却仍旧保持着和影视的亲密关系,张颐武说,“这一时期,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,就是电视的普及。电视剧开始大规模被生产出来。电视的普及对大众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改变,观众群终于大于读者群了。其实,电视剧的生产和电影生产有类似的经历,不过更快更短而已。起初,电视剧改编的对象也是现代小说,如《四世同堂》《骆驼祥子》等,都改编了,但很快,电视剧生产显示出它和通俗文学的亲密,海岩、王朔等众多通俗文学大家,迅速成为电视剧内容的提供者”。

如果说还有特例,可以跨越纯文学、电影、电视的作品,无疑要算《白鹿原》,张颐武说,“《白鹿原》不断地被改编,话剧、电影、电视剧等,这是非常难得的,几乎也难以复制”。

网络时代,新的内容来源

“文学死了,诗歌死了,小说死了”。21世纪,互联网改变了世界,也改变了文学和小说的生态。张颐武说,“其实不是文学死了,而是文学的分化进一步加剧,纯文学小说变得更加小众,进入更加专业化的创作模式,再也难以支撑工业化的影视生产。相对的,通俗小说和影视的联系反而更紧密了”

网络小说的兴起,加速了类型小说的成熟,历史、青春、情感、穿越、玄幻……小说的分类越来越细,数量越来越多,并在极短的时间内,适应不同的传播模式,和影视联姻,甚至催生IP经济。

“影视的生产是一个工业机制,需要大量的文本支持,同时又依赖观众的认可,它和通俗小说的关系更加紧密,是可以理解的。今天的影视作品,其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两方面,一个是自制文本,由专业的编剧完成创作,另外一个则是向流行的通俗文学取材,改编成影视作品。今天的改编亦如是,大量从网络小说中汲取资源,吸收IP,不仅传统的影视生产如是,新兴的网络电影、网剧也同样如此。”

从最初和鸳鸯蝴蝶派的合作,到如今从网络小说取材,影视生产和小说的分分合合,恰好经历了一个轮回,张颐武说,“如今,纯文学越来越专业化,影视生产越来越工业化,如上世纪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那种纯文学和影视结合的情景,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”。

文章来源:https://www.dianyingjie.com/2018/0515/27050.shtml